毛住在离人民大会堂不远的一个僻静的大院里。这个大院是高级中国官员的住所。我们进了一扇精心设计的大门，车子过了一个湖泊再经过好几幢四合院，才来到毛的住处。中国电视摄像人员已经在那里等候了。他们跟在我们后面，穿过这所别墅式的建筑的好几个房间，走进了毛的起居室。
毛当时81岁，坐在一把椅子里。两个女服务员将他扶起来，这是自从我到中国来后，第一次看到毛主席。我对从远处看到的他的身体状况感到震惊。他开口欢迎基辛格时（基辛格是根据地位第一个被领进房间的），只是从嗓子里嘟哝出一些声音而已。
我是第二个被领进来的。由于距离近了些，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似乎好些。他身材高大，被晒得黑黑的、而且仍然十分健壮，朝我重重地拍手表示欢迎。他身着做工讲究的中山装，棕色短袜，脚着一双黑色布鞋，白色的鞋底，成千上万的普通中国人穿的也是这种拖鞋。
基辛格问他感觉如何。毛指了指头说：“这一部分运转得很好，我能吃能睡。”他拍了拍腿说：“这些部分运转得不好，但并不十分影响走路。我的肺也有问题。”
基辛格在毛的左边坐下，我坐在基辛格的左边。环顾这个房间，我看见一面墙上装有电视灯。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本书法，在房的另一边放着几张桌子和一个氧气罐。桌子上放着几种医用试管。
毛进入了哲学思维的境界。他说：“我将不久于人世了，我已经接到了上帝的邀请了。”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最高领导人说出这样的话让人万分吃惊。
“不要很快接受这一邀请。”基辛格笑着说。
毛讲话已不能连贯了，他吃力地在一片纸上写着汉字，以让别人知道自己要说的话。他一写，两个女服务员便站起来，看看这些字来确定他想说什么。
基辛格说：“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很重要的。”毛的反应是一个手紧握拳头，而另一只手伸出了一个小拇指。他指着拳头说：“你们是这个。”又抬起小拇指说，“而我们是这个。你们有原子弹，而我们没有。”由于中国十多年前就拥有核武器了，毛明显是指美国有更强的军事力量。
“但中国认为军事力量并非唯一因素，而且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。”基辛格说。
毛写下了他的回答，然后他的服务员拿起来让我们看，上面用英文写着“对。”
毛泽东和基辛格还在台湾问题上交换了意见。毛说这一问题到时候会得到解决的，也许“一百年”，也许“几百年”。
像邓小平和大多数其他革命领导人一样，毛来自乡村，而且经常在正常的外交场合用一些乡下粗话。比如，在另一个话题上，毛泽东将中美关系中一个具体问题形容成不比“fanggopi”更重要，他的一个女服务员忠实地翻译成“放狗屁”。
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，毛把温斯顿和我拉进了谈话圈子。“这位大使，”他冲我做手势：“处于困境，为何不来拜访我呢？”
“我会感到很荣幸，”我回答道：“但我恐怕你太忙。”
“噢，我不忙，”毛说，“我不管内部事务。我只读国际新闻。你确实应该来。”
五个星期后，福特总统正式访问北京，我又看到了毛，第二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那时，我的新职务——中央情报局局长——已经宣布了。
（摘自《外国名人政要评说中国》，吴一夫，赵括主编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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